"（《荀子·非相》） 这里荀子指出了何为自然何为人为的区别，也就是庄子所作的天与人的区别。

动物们的自私更是明晃晃的，赤裸裸的，为争夺食物和交配权不是亮出獠牙就是对出尖角，血腥场面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演。许多的人，应该说更有许多的精英，就是为此而死，且死而无悔，因为这流芳千古也满足了他的私心。

但至少现在不行，几十年上百年都不行。西方人在宗教面前谈自私是被排斥的，是要当原罪受处罚的。费尔巴哈，《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》：没有这种利己主义，人简直不能够生活，因为我要生活，我就必须不断地吸收有利于我的东西，而把有害于我的东西排除身体之外。甚至可以有好几代的荣光，这不是私心的大满足、大赢家吗？ 这也是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进化两途径之一，性选择或美的选择。虽然他真诚的劝告，但这四户没有一户接受他的帮助。

但是要成为正品是很难的，必须忘我奉献，这些都是和自私本性相违背的，所以都消极应付不真心做好事，还要时常的说些假话来掩饰自己，在这样自私之心的心态下，社会发展慢，物质少，生活穷困。身体是细胞的躯壳，细胞是基因的躯壳。一套是讲宇宙及其中的具体事物，另一套是讲《易》自身的抽象的象数系统。

和与异不是不相容的，相反，只有几种异合在一起形成统一时才有和。简单和不变是指事物的道或遵循的原理。从占卜的观点看，遵之则吉，违之则凶。"（第二十五章）这段话的意义很清楚，我倒是怀疑，"仁"字、"知"字是不是该互换一下

......今人有五子不为多，子又有五子，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，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，事力劳而供养薄，故民争。这个职务的功能，早已由法规定了，也由其名指明了。

社会各阶级原有的固定性，被打破了。它也是固有的正名学说的一个方面。在这个方面，儒家是保守的。可用于天下，不足以用天下。

赏、罚，韩非叫做君主的"二柄"（同上）。《庄子》里有一段讲"用人群之道"。他一定奖赏应当受奖赏的人，即使这些人是他的仇敌。至于君主"用天下"的详细程序，这一段里说："是故古之明大道者，先明天，而道德次之。

骤而语赏罚，不知其始也。换句话说，臣子的功用是以有为为天下用。

可以辩论的是，像这样的程序也并不真正是愚人就可以做到的，因为它需要有立法的材能和知识，还需要督察百姓的行为，而百姓又是很多的。这一段既区分了有为与无为，还区分了"为天下用"与"用天下"。

逐渐觉得，这些权力并不是依靠忠君的理论取得的。他还有权威、权力以加强他的命令的力量，这是势的作用。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变化。分守已明，而形名次之。"（《韩非子·定法》） 法家的历史哲学 中国人尊重过去的经验，这个传统也许是出自占压倒多数的农业人口的思想方式。最后，道家为了取得自己的发言权，取消儒、墨的发言权，就诉诸伏羲、神农的权威，据说他们比尧、舜还早若干世纪。

孟子更要胜过墨家，走得更远，回到尧、舜时代，比禹还早。君子和小人的社会区别不再是绝对的了。

西周封建社会根据两条原则办事：一条是"礼"，一条是"刑"。任务完成得好，君主就奖赏他，否则惩罚他，如此而已。

在法家思想里，也没有阶级的区别。另一派以申不害（死于公元前337年）为首，申不害强调"术"是最重要的因素。

韩非认为，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。"名"，是这些人的头衔。但是从它在当时反对了古代中国其他各家流行的学说看来，实在是一种革命的观点。但是在实际上，这些贵族长期以来都是从祖先继承其权力。

二柄之所以有效，是由于人性趋利而避害。而不是建立在假设人会变成人应该成为的样子，即人为的善，这个前提上。

可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，多是不够现实的，不能实行的。明主又像鬼，因为他有用人之术，用了人，人还不知道是怎么用的，这是术的妙用。

因任已明，而原省次之。"（《曲礼》上） 法家的社会背景 这样做，是可能的，因为小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比较简单。

传统上只按出身、财产划分的阶级区别，儒家不再坚持了。这里或许要问，君主怎么知道哪个人最适合某个职务呢？法家的回答是，也是用术就能知道。因为都是亲属或亲戚，这些封建领主保持着社会的、外交的接触，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处理，也都遵循他们不成文的"君子协定"。可是在无为的观念上，两个极端却遇合了。

照他们所说，国君根本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。"（《韩非子·八经》）明主像天，因为他依法行事，公正无私。

有为，是为天下用之道。"（《韩非子·八经》） 韩非像他的老师荀子一样相信人性是恶的。

照法家如此说来，他们的治国之道真正是即使是愚人也能掌握。这就是说，他们是遵礼而行。